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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936年6月，张自忠卸去察省主席职，调任天津市长。张自忠深知，天津的情况比之察省更加复杂，所以曾向宋哲元坚辞不就，但宋意已决，非张莫属，张自忠只好赴津履新。
张自忠的信条是不于则已，干就干好。一上任，他就不辞辛苦，展开了广泛的调查研究，听取各方意见，在此基础上对天津市的吏治、工商财政、文化教育、社会福利和社会治安等各项事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，收到很大效果。以工商业为例，天津市从1925年到1935年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萧条，张自忠就任后首次出现增长。当时评估经济形势的三个主要指标分别是商号增减统计、对美输出货值、商品出入口总值，张自忠在任一年，商号新开者较上年增加20％，关闭者减少50％；对美输出货值增加27％；商品进口值减少48％，出口值则增加31％，贸易顺差大大增加。这些数字的背景是天津市工商业多数行业经营看好，营业额与盈利增长。天津1937年的元旦正是在这种欢愉气氛中度过的。一位经济评论家写道：
“回顾去岁，颇有使人眷恋者，则为去年商业之繁荣气象，为十年来所罕见。”应当说，这种繁荣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，但张自忠对工商业的整顿在其中的确发挥了很好的作用。
张自忠在青少年时代曾受过系统的教育；从军后又直接主持西北军军事教育多年，这种经历使他对于教育工作的意义具有深刻认识。他到津后，对市府机构进行了大力裁并，在这同时却增设了教育局，足见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。
南开中学是当时天津最好的私立中学，在全国也享有盛名。但该校因经费短缺，面临危机。张自忠得知后当即决定，每年由市财政拨1万元予以补助，使该校得以为继。当时的1万元相当于今天的数十万，堪称巨款。
张自忠的个性中有两个不同的侧面：一方面，他嫉恶如仇，只要大义所在，任何强暴，都敢于周旋到底，决无畏惧；另一方面，他又仁慈温厚，生平待人，一本恕道，对穷人、弱者充满了深挚的同情和怜悯之心。在天津的一年间，他极为关心民间疾苦，大力兴办社会福利事业，投资之巨、项目之多、成就之大，为历任天津市长所不及。
由于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，天津失业贫民为数甚众。秋冬两季，饥寒交迫，老弱死于道路，壮者铤而走险；更有一些人由于丧失生计，转而投靠日人，为敌所用，扰乱地方，祸害民众。因此张自忠提出，为人道计，为治安计，都必须对贫民予以救济。经过反复研究，他决定向银行举借巨款，采取“以工代赈”的办法解决贫民救济问题。所谓“以工代赈”，就是将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、游民、乞丐收容起来，组成“工赈所”，供以饮食，教以技能，组织他们参加修路架桥、挖沟、筑渠等劳动。这样既可解救贫民的饥寒之苦，又可整肃市容，造福社会，是一举多得的善举。至于没有劳动能力的贫民，则分别归类，组成妇女、孤儿、残废、养老、育婴、文贫六个救济所，教养兼施。
对于家境贫寒，但尚不致人救济院者，张自忠指示慈善机构负责救济，给他们发放食粥证和棉衣，以保证其温饱。
在旧中国，慈善救济事业历来被贪官污吏视为“肥差”，他们假借慈善救济之名，行贪污自肥之实，上下其手，鱼肉百姓。张自忠对此洞若观火，为杜绝这 些弊端，他别开生面地建立了一个三权分立的救济体制：成立市救济院，作为救济事业的执行机关；成立救济事业监理委员会，作为监察机关；成立救济专款保管委员会，作为收支机关。三个机关互不隶属，分权制衡，从而确保了清正廉洁的政风和救济工作的实效。这件事说明，张自忠早年研习法律的经历，不仅有益于他的治军，也有益于他的从政。
张自忠扩大慈善事业的举措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和支持。1936年10月中旬，京剧大师梅兰芳抵津与程砚秋合作举行冬赈义演，为天津慈善事业募捐。张自忠亲切会见梅、程二人，对他们表示感谢。随后，京剧名角尚小云、谭富英、苟慧生、李盛藻、侯喜瑞、金仲仁等人也纷纷响应义举，报名出演。同年冬，天津纱商张春荣、齐文轩、张燕蜂等人联合集资，开办贫民庇寒所，收容贫民2000多人，主动为市府分忧。经营羊绒、羊皮的商人也为张自忠大力救济贫民的善举所感动，他们联合筹资6万多元，赠交市政府，用于赈济，并许诺今后情愿每年报效6万元，以助善举。赛马会特加赛四天，将加赛收入1万元拨赠救济院。市妇女界则举办慈善游艺会，募集款项。
各界人士的热情襄助，使张自忠备受鼓舞，也使他的扩大救济计划得以顺利实施，并取得相当成效。天津《大公报》评论说：“本市路倒现象，以往冬季不计胜数，今年因当局扩大办理救济事业。且一度搜捕乞丐，故露宿者减少，路倒者亦少发现。”
本着造福利民的宗旨，张自忠还办了其他一些深受市民欢迎的好事：其一是颁行《学徒契约》，勒令各工厂一律遵行，以保障学徒的工资待遇、安全保健和社会地位。其二是设立职业介绍所，为失业者办理职业介绍。其三是在市区主要街道两旁修建劳工休息所和车夫休息所，供劳工和车夫入内休憩，遮避风雨和酷日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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