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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自忠刚刚进驻鄂北，日军便频频前来进犯。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4月初，短短4个月里，张自忠指挥所部接连进行了4次中小规模的战役，歼敌不下4000人。其中二月的京山之役战绩尤佳。蒋介石特致电张自忠说：“贵部坚强抗战，屡挫凶锋，使战线稳定，厥功甚伟。特赏洋二万元，代备死伤官兵抚慰等临时补充之用。”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发命令，授予张自忠宝鼎勋章一枚。1939年5月2日，国民政府又颁布命令，为张自忠加授上将军衔。
1939年5月，中日两军在鄂北地区展开了第一次大交锋——随枣会战。日军华中派遣军调集4个师团、两个旅团及坦克、炮兵、工兵等特种部队约12万人，向襄河东岸随县、枣阳地区进攻，企图将第五战区主力包围歼灭于 枣阳东北地区。张自忠刚刚在临沂战役中与老熟人板垣征四郎进行了较量，这次又要与平津时期结识的另一个老熟人冈村宁次比试身手，这是一个比板垣更为强劲的对手。此时冈村的职务是侵华日军最精锐的第十一军司令官，也是这次战役的最高指挥官，他的战术是“分进合击，锥形突贯，两翼包围”。
这时，张自忠的右翼兵团只辖第二十九、三十三两个非嫡系集团军，因战斗消耗和编制压缩，总兵力不足4万人。而右翼兵团当面之敌达3.5万人，与我军相当，若计人武器装备因素，则日军整体力量居明显优势。
不用说，这又是一场难打的恶仗。二十九集团军是川军部队，装备低劣，训练较差，战斗力不强。在三十三集团军内部，一些高级将领也存在着保存实力的观念。张自忠感到，只有自己的部队不惜牺牲，担当重任，才能带动整个右翼兵团奋起抗战，挽救危局。为此，他亲笔致书三十三集团军诸将领，晓之以大义，动之以情理，以求鼓舞斗志，激励士气。信中说：今日之事，我与弟等只有两条路可走：第一条是敷衍，大家敷衍，一切敷衍，我对弟等敷衍，弟对部下也敷衍；敌人未来我们是敷敷衍衍地布置，敌人既来我们也是敷敷衍衍地抵抗，敷衍一下就走。这样的做法，看起来似乎聪明，其实最笨；似乎容易，其实更难；似乎讨便宜，其实更吃亏。因为今天不打，明天还是要打；在前面不打，退到任何地方还是要打。完是一样的完，牺牲是一样的牺牲，不过徒然给世人嘲笑。所以这条路的结果，一定是身败名裂，不但国家因此败坏于我们之手，就连我们自己的生命，也要为我们所断送，这就等于自杀。所以这条路是死路，沉沦灭亡之路。
我与弟等同生死、共患难十余年，感情逾于骨肉，义气重于同胞，我是不忍令弟等走这条灭亡的死路。弟等夙识大体，明大义，谅自己也决不肯走这条路。无疑 的我们只有走另一条路，就是拼。我们既然奉命守这条线，我们就决心在这条线上拼，与其退到后面还是要拼，我们就不如在这条线上拼得有价值、有意义。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同敌人在这条线上拼到底，拼完算完，不奉命令，决不后退。我与弟等受国家豢养数十年，无论如何艰难，我们还拼不得吗?幸而我们的拼，能挡住了敌人，则不仅少数的几个人，就连我们全军也必然在中华民国享着无上的光荣，我们官兵也永远保持着光荣的地位；万一不幸而拼完了，我与弟等也对得起国家，对得起四万万同胞父老，我们没有亏负了他们的豢养，我们亦不愧做一世的军人。所以，这一条路是光明磊落的路，是我们惟一无二应该走的路。我与弟等参加抗战以来，已经受了千辛万苦，现在到了最后的一个时期，为山九仞，何忍亏于一篑，故惟有盼弟等打起精神，咬紧牙根，激励部下，拼这一仗。我们在中国以后算人，抑算鬼，将于这一仗见之。
这分明是一封阵前遗书，悲壮，沉痛，大义凛然，诚挚感人。延安《新中华报》记者王梓木说：“我们读了张将军这封最沉痛的遗书，他虽然是以长官的地位来和部下说话，然而在措辞上是太有分寸了。没有谩骂，也没有哀求，以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牺牲个人利益，大义凛然，正气浩然，字字是泪，字字是血。”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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